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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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2009 HuangShan

一

黄山下雨，浇湿了墨厂前的竹林。老周抡起八斤重的锤往墨泥上打，声音又沉又钝，赖在只有老周一个人的房子里不愿出去。

 

入春之后已经连下了半个多月这样淅淅沥沥的雨，屯溪老街以及周边村落的小路上到处是湿漉漉的黄狗。农民看着自家的稻田和茶岭盛满了水，戴着斗笠出来，开始怜悯起北方此时的旱灾。不断修缮的铁路及高速公路已经将人们对于高度的向往更便捷地从城市引入自然，短途的航班也因此取消。但这个季节屯溪的游客却不再像横江、率水与新安江般地往此聚拢，只是稀稀落落地在黄山脚下徘徊，小心地躲避路上的积水，踌躇着到底要不要上那座满是浓雾的奇山。

 

一年中难得的清静，只有雨水从房子边的水道里往山下流，录音笔里哗哗的声响。老周反倒不怎么言语，被动而腼腆的男人，甚至不及任何一家店铺的女店员谈及徽墨时的能说会道。对于自己二十多年的活计他并不善表达，即便时间本身就足以成为任何传说或秘密的起源。

 

雨在十几里外的休城则是蒙蒙胧胧的。汪启茂墨店里一个少年仰起头张望，辫子落在忙碌的人群中，光滑的前额暴露给了从天井上飘下的水沫。

 

“天注，过来见过老板”。听见有人唤他，少年赶紧放下包袱，拍拍身上的褂子回头去看。

 

墨店的汪老板面前，这个唤作“天注”的新学徒稚气未脱，却有着一些浅薄的城府，像所有十三四岁就出外谋生的徽州小孩。只是天注长的比其他人要标志，多了一幅讨人喜欢的样貌。

 

“这小孩粗人生了个细相”。听汪老板这么一说，天注想起了屯溪老大桥上的那个相命先生。相命先生也是这么说他，“你相貌好，做生意要发大财的”。那年端午节他误信了相命先生的玩笑话，一狠心辞去了屯溪程正路老板墨店里烧饭的工作，回了上庄老家，可母亲死活不给他做生意的本钱，再回屯溪时墨店里已经新请了烧饭的人。幸好旧老板念在他年幼老实，才将他转介来到休城。

 

但相命先生的玩笑话几年后竟也灵验了。未等天注从少年变成青年，汪老板便将自己的独女许给了他。天注跑码头，奔商埠，汪老板觉得他不仅长得好，人也诚实勤勉，是靠得住的过门女婿。几年之后，天注承顶下了经营不善的汪启茂墨店。在一个天晴的日子，竖起了“胡开文”——这个风雨烟云中飘摇了数百年的招牌。

 

那一年天注23岁，乾隆三十年。

 

二

两百多年后，这个故事仅仅成为关于胡开文的众多版本传说中的一个。这些传说散落在当地的每个人口中，它们来自本家业墨长者的口碑相传，或者徽学学者对于史据的考证，当然其中也参杂着一些相邻乡县在旅游资源暗中争夺中的曲史和造谣。

 

他们会告诉你——“某一日胡天注从上庄省亲归来途经溪源山，在半山腰的山神庙里宿夜。睡梦中眼前忽然一亮，一位白发老翁手托墨锭飘然而来，笑道：我便是南唐李廷圭，知你接替汪氏墨店，店业待兴，特来转达神明旨意，令你将店号改为‘开文’，取‘天开文运’之意。说罢又飘然而去。”——这样关于“胡开文”店号的故事，进而引入“徽墨”宗师李廷圭因为战乱而之于南唐后主李煜、之于徽州的渊源，以及“黄金易得，李墨难求”这样的句子。然后徽墨拈来轻、磨来清、嗅来馨、坚如玉、研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各种现实特点就沾染上了令人遐想的神话色彩，使人欲罢不能。

 

胡开文的名字的确为当地旅游业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文本。某种意义上说，它又不像与之相邻的歙县出产的砚台或其他徽州特产，关于它们的描述是笼统及地域性的，而“胡开文”则具体到了某个人、某段身世。因此导游或店员在介绍商品时尽可以模仿着那些戏说历史的连续剧的结构尽情发挥，深入浅出、亦真亦实。有时出现一些常识性的记忆错误也立即能被更为荒诞的即兴传说所圆，仿佛死去两百多年的人，本身就是一部应该天马行空的历史。

 

但他们的描述时常能抵达一些细枝末节，语言熟练得仿佛自己就是执掌史据的主簿，让你不得不相信他们口中的一切都是确凿的。

 

越是如此，越容易让蜂拥而至的游客不求甚解。人们早已不像墨业鼎盛时期那样关心墨的品质以及它与纸笔间微妙的关联，反复杜撰的传说也挤不进那些狭小且匆忙的背包。只是到了安徽，到了黄山，就要买些用于馈赠的特产或旅行纪念品，“胡开文”作为徽墨鼎盛时期的标本成了采购对象，并非用来写或画，但要好看，因此滋长了各种各样打着“胡开文”名号良莠不齐的墨店在屯溪的老街泛滥。

 

唯独老周以及那几个制墨制了数十年的老人对“胡开文”提不起热情，说腻或听腻了，或者根本觉得与自己毫无关联。

 

当他们还是学徒时身边尽是做墨的人。每个春季傍晚来临，数十双乌黑的大手在山间的水槽里洗涤，那条水道成为墨厂所在山体的血液，磅礴地从山上涌向山下，是浑然天成的一笔。

 

而现在，即便仍是“屯溪胡开文墨厂”——这个名正言顺的徽墨传承地最资深的制墨工匠，当时代开始用新的技术书写，遍地的墨业和制墨人纷纷凋敝和改行，人们已经不再重视墨本身，他们所深谙的技艺就仅仅与他们的生计有关。仍然是“轻胶十万杵”，只是手中的墨泥最终化开，落在新篇章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文字的源头一旦无法抵达文本，就丧失了应有的庄严，因此过程毫无悬念地沉闷得如同此时水道旁枯燥的声响。

 

三

如果在屯溪的逗留不是因为胡开文墨厂的采访而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旅行，我势必也要成为老街上那些匆匆买墨的人。

 

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由几家老胡开文墨业合并修建的工厂如今满是斑驳的踪迹。潮湿的水汽没有穿透黄色窗户却渗进三分之一绿色的墙体，上个时代风行一时的颜色加剧了墨厂的衰老。这个工厂在文革时因为“破四旧”的缘故先后经历了两次荒谬的转变，一次是扬声器厂，一次则成了无线电的厂房。大字报广泛普及让它仅仅保留了中低档墨品的制作。当1973年又恢复正常生产，传统而执拗的手工工艺所撩起的墨香得以再次沉积在每个车间里。长年在这里劳动的工人身上，它们依旧挥之不去。

 

现在，墨厂已经由公私合营改制成了汪培坤的私人企业。汪培坤仍是勤勉的徽商形象，严肃但温和谦逊，并不像大多数厂长那样在录音笔面前就陷入个人政绩或一连串领导姓名的拖沓叙事。他在屯溪有着相当数量的产业，墨厂只是他产业链中的一环，像鼎盛时期的胡天注。但墨和砚台仍然是他无法割舍的，他有一整个房间珍贵的砚台，却还是时常感慨，若不是当年需要资金，决不会将另一些砚台卖给阔气的日本商人。

 

汪培坤在走道里来回走动，提一个红色的水桶，水桶里是屡次被墨染黑的清水。他在进行新墨的试验，试探每一种墨神秘的特性。一笔直线或一个圆圈，他守候在宣纸之上，静待它们韵开和风干。

 

每一种墨的成型都必须经过一系列审慎的工序才能最终到达汪培坤手中的羊毫——炼烟、活料、杵捣、压膜、晾墨、搓边、洗水、填金。老周所从事的仅仅是其中杵捣与压膜的环节，实实在在的体力活，外人看起来没什么讲究，所有传统工艺之于人的幻觉。可为了让胶更好地融到墨里，捶或揉本身就是程度的拿捏，压模的时间长短及力道也是需要掌控的，“压得好不好时间一长就能分辨出来。”

 

墨的好坏终究取决于用料和配比，制墨工艺中的核心。碳黑是至关重要的，古人用碗罩在桐油灯上收集这些碳氢化合物不完全燃烧的粉末状物质，“炱”这个有些生僻的字于是产生了某种象形，徽墨生产使用着松烟、油烟或漆烟，辅料则是胶和中药。

 

不同的墨会依据用途选择胶的配比，当然胶自身也有限制，过轻容易开裂，过重则磨不动，需要倚仗经验老到的活料人。墨中的胶多年之后会慢慢散发出来，像魂魄的抽离，褪去了高温烧制时的火候，使得纸上的墨色更加安静与柔和。所以明代的董其昌才将“百年之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这样的赞辞留给了另一个徽墨大师程君房以及他所制的墨。旧时胡开文墨所用的胶是由牛驴皮熬制的，相传来自胡天注为患病的妻子喂阿胶时的发现，鲁班造锯式的偶然，这种胶也像成熟的爱情一样并不过于粘滞和紧结。

 

而中药在他的墨里也被发扬光大，据说那锭八宝五胆药墨曾由江南药王、红顶商人胡雪岩力荐进贡，作为皇宫御药治愈了孝圣太后的“红斑狼疮”，以及慈禧太后西逃途中突发的背痈……

 

这些天然的原料让墨锭写就的笔划间层次清晰通透，每一笔都能分出五色，不像浓而燥的墨汁。它们也使墨的生产注定固执地要与季节、水质、温度和气候这些微妙也嬗变的自然因素纠葛在一起，难怪汪培坤一放下笔就会望向窗外的云，“这些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干……”

 

凉爽的春天到来前，这整个雨季都将是他心事重重的原因。

 

四

对于制墨人来说，徽州的自然成就了徽墨——大山脚下温润的春秋，以及山中大片大片的松树林。但徽墨之外，山和自然却永远是徽州人命运的屏障。

 

乘坐充斥着皖南艰涩方言的汽车在几个县城间辗转注定了不是一种逃离的姿态，所以当地民谚中“八山半水半分田，还有半分道路和庄园”的徽州在我的车窗外是理想的世外桃源。可一旦进入这种现实内部，不再作为游客，而是切切实实地生活在独立封闭的地理单元中的农民，所有的山水情怀都会和无法躲避的生命意义一样，立刻在层层叠叠的山下变得卑微。

 

我因此明白为什么这里的老人和小孩都会跟你提起“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样的一句话，它轻巧得像现在绸缎般飘起的公路，与此同时，又是那些正在走出大山的沉甸甸的步子。

 

一代代的徽州人从这些山中走向更广褒的土地，稻田中任何一个朝我的背包张望的小孩都是曾经徽商的雏形。他们的父辈在重文轻商的时代赚了钱回来光宗耀祖，建造大而坚实的房子，立起百年不倒的牌坊，让一家老小衣食无忧，内心却仍是最卑微的粗人。

 

因此他们还要设立私塾、兴办学校，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家训下摸着子女的额头令他们读书，令他们考取功名，令他们去看天下，以此，将贾而好儒的父辈形象世代沿袭，将徽州这个地域概念变成一个强烈的历史语境。

 

而迷恋徽州大好山水的失意仕宦或贬谪文人也共同兴盛了徽州的文风。“走进来”的再不想出去，“丢出去”的还是会回来，徽州的山在文化发展面前，其实仍有着自己封闭与开放两种现实的驳辩。

 

“三十六年状元是休宁的，四十年是休宁的，四十三年是休宁的，四十五年仍然是休宁的……”休宁状元博物馆里的讲解员一一介绍着历史上这里先后出现过的十九位状元，吴 潜、毕沅、黄思永这些名字如此频繁和密集，在旧时胡天注起家的汪启茂墨店旁，这座博物馆已然骄傲地成为了徽州重文的标本。

 

十九位状元中的十四位所处的时代正是胡开文墨业兴起的清朝，那也是徽商辉煌的时代——徽商兴资办学，墨工日夜锤打，徽州的青年奋笔疾书……展柜中的那些昔日卷纸之上，漂亮的小楷字墨里的胶早已散开,抽离的却是一个时代。

 

状元博物馆如今在这个毫不起眼的县城，除了是为旅游业树立的品牌，也似乎仍是一种坚挺而延传的信仰。“前两年这里又出了一个省里的高考状元，就住在状元博物馆后面，恐怕博物馆的墙要重修到她家后面去了。”两个外地游客开着玩笑，讲解员的叙述并未被打断——“中国的三次思想浪潮都是由徽州人引领的，第一次是倡导程朱理学的朱熹，第二次则是我国历史上首个用唯物主义思想衡量社会发展的戴震，第三次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

 

一口刻着十九位状元名字的状元钟上，我则意外看见了胡天注梦中的“天开文运”。而这一次并非传说。

 

五

整个黄山的雨在我去上庄的路上忽然停止。墨厂的活料人也许在重新考虑胶的比重，汪培坤也不再心事重重。

 

那条前往胡天注与胡适共同故乡的山路在这场漫长的雨后，仍像幼年胡适不明白却爱念着玩的七言诗——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想那年他沿着与我相反的方向往外走时，大概已经弄懂了它的意思。

 

在时间的论据中，胡天柱与胡适相隔了一百余年，上庄的石板路上，他们其实仅仅几步之遥。

 

当你踏上这条石板路，那个见嗣昭赖学，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挨大家笑骂而不情愿念书”的胡适呼之欲出，这里曾有过一个花重金让先生给他“讲书”的母亲和一段九年刻苦的旧学教育，这些往事在他的文字里依然清晰。胡天注却没有留下任何在这里的传说，只有一栋发迹后盖的西式的楼，仿佛“胡开文”前是一抹苍白的童年。

 

但他们终究有过某些相似，比如走出徽州，比如穷则思变。

 

或比如1915年，“胡开文”的“地球墨”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同时，风华正茂的胡适站在康奈尔世界学生会的十周年纪念祝典台上，以干事长的身份进行着“世界会之目的”的演说。但那一次交错之后，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到中国，开始了新思想更为广泛的开拓与传播，并最终带领一个国家走入新的时代，而“胡开文”则因为墨水盛行而失去了昔日的兴荣。

 

命运总归存在某种必然性。命运前面，他们仅仅是从徽州“丢”出的众多名字中的一个，不管曾经如何显赫，甚至在自己故乡的未来里，都有着被忘记的可能。

 

所以满是纪念品的屯溪老街上当我试图寻找胡适著作，书店里卖书也卖廉价珍珠的年轻女孩会不解地反问我“胡适是什么？”胡开文纪念馆则被前来探寻昔日胡适的人们匆匆路过，以至于那个负责售票和讲解的中年妇女，在星期天的早晨让自己显得百无聊赖，坐在沿街的堂口一边哄着儿子，一边向我这个唯一的参观者抱怨起年轻的讲解员都跑去了胡适故居。

 

“当年胡适最钟爱的是十块兰花板”年轻的讲解员声音洪亮，并像石板路般承前启后——“胡开文墨厂的老师傅刻的”。

 

数十年之后，上庄老家兰花板里的兰花被再也没回来的胡适带进了他的《希望》中——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

但愿花开早，能将宿愿偿。

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

……